人类文明新形态贯穿历史、现实和未来，这一实践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是从文明的原则和高度对中国道路的审视，表明中国道路不仅具有合理性、合法性，而且具有道义性、人类性。解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之道”，就是要从中华文明的转化逻辑、资本主义批判逻辑和社会主义创新逻辑的有机统一中揭示其生成逻辑，从而全面深刻地把握其历史价值、时代价值和未来价值。

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就是从普遍到特殊、从一般到个别、从共性到个性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涉及到与各国传统文化的碰撞。在现代化的“中国场域”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具有逻辑必然性。

１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引领。马克思主义揭示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在马克思视野里，现代化与世界历史同步，现代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决定了现代文明是人类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积极的、进步的发展趋势。马克思虽然立足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现代生产方式”，研究“现代文明”、“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但是马克思的思维视野没有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限制在西方历史中，相反，他以“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逻辑，揭示了人类文明的演进逻辑，预设了人类文明的未来图景。“现代化”成为马克思审视人类社会、人类文明、人类历史的关键范式，构成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中，马克思揭示了社会主义文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为“经济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历史借鉴、历史批判和历史超越提供了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追求。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更是具有价值意蕴追求社会进步的过程，现代社会寻求一种更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人的现代化既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以人的解放为中轴，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表现人不断摆脱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而真正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人的本质实现不仅需要生产力条件，而且需要世界交往条件，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各民族国家改变彼此孤立的、隔绝的状态，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竞争走向包容、由对立走向共存，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的解放的终极目标。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承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创造了人的发展的“中国形态”。

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根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特质。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国道路的文明自觉，这不仅标志着中国道路对现代化规律探索的新高度，更意味着中国道路对中华文明价值体系的认同和对现代化价值的重塑。中国道路的探索建立在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变迁基础上，这既表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原原本本”的中国创造，也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之基、文化之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民族对自身存在方式、存在经验、存在逻辑的自我理解，是中华文明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超越了物质和制度层面，上升到价值体系和精神层面，从文明内在来定义自身，以区分与其他文明的不同精神特质。从整体上来看，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包容性、人文性、担当性、辩证性，从而以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新的生存方式和价值秩序定义中国现代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当代建构。中华文明曾是“轴心时代”四大古文明之一，也是唯一延续至今而没有断裂的人类文明，雅斯贝斯认为，“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对轴心期的回顾和复归是人类不断发生的事情”。中华文明内在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具体来看，中华文明在探索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根本关系方面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体系，这些价值理念内化为中国人民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与现代化模式的探索，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彰显出民族特色。中华优秀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文化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要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保持和谐；主张“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与人之间要互帮互助，形成和谐社会；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高个人德行，反对物我二分、人我二分、身心二分；主张“天下为公”、“协和万邦”，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平等相待、共同繁荣等，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当代建构提供了精神滋养。

３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再造与新生。近代中华民族蒙难、中华文明蒙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中华文明的出路不在文化本身，而在于是否能够找到一条拯救民族危亡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十月革命的胜利带来了世界新文明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契合了中国国内走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的呼声，“自由人的联合体”与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的世界理想相符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融通、创新，很快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从本质上来看，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成为中国道路不断创新、深化、拓展的思想指导。“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乃是一百年来中国道路最关本质的规定，是任何一种对中国道路具有实际效准的描述都不可能绕过的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转化为中国社会变革的“物质力量”，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使中国现代化由被动变为主动，使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文明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新形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精神实质、价值追求、世界视野等方面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是马克思主义重新激活了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当代走向未来。

从马克思勾勒的人类文明演进的整体图景来看，资本主义文明为人类摆脱“物的依赖性”创造了历史条件，但是资本逻辑无法超越自身，只能在历史演进中让位于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在运用资本逻辑的同时超越了资本逻辑，实现了对资本现代性的救赎。

１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全面性超越片面性。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存在逻辑、本质特征、根本性质，“资本所具有的天然的个体性、独占性、市场性、逐利性和扩张性的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资本逻辑只有一个目的，即实现资本增殖，从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资本逻辑不仅仅在经济领域占据主导，而且渗透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各个方面，使资本主义社会充分表现出“资本”特征。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为“抽象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都是资本的代言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因此，资本主义文明只是经济利益驱动的片面发展，其他文明被物质文明的膨胀所掩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面危机，从而使资本主义文明陷入“现代性悖论”而无法自救。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五大文明的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创新了人类文明格局，实现人的发展与物的发展相统一、生产与生态相统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超越了资本现代性的“二律背反”，创造了现代性的“中国形态”。

２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可持续性超越异化性。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着能量、物质的互换和转换，人只有在与自然的互动中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和生产，人与自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统一关系。然而，在资本逻辑支配下，西方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将自然视为人的对立面，对自然资源进行无尽的开采和掠夺，并在对自然的征服中确证人的价值。“自其肇始，资本主义模式在生态上就具有破坏性，倾向于对自然的统治。”西方将启蒙现代性所确证的理性价值异化、扭曲、变形为工具理性，造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对立。不仅如此，西方本身不主动承担生态破坏的责任，反而把这种发展代价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造成西方国内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良好共赢的假象，而后发国家却在承受发展压力的同时担负生态责任。实际上，生态环境与人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其中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健康价值、幸福价值、审美价值，在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面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以牺牲自然为代价、别国发展为代价的资本主义文明也最终陷入发展瓶颈。与此相反，人类文明新形态将生态文明融入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全领域，以生态文明倒逼生产方式变革，在生命共同体的基本定位中设置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的红线、底线、上线，将先污染后治理模式、老路转化为新型工业化道路，创新了人与自然关系。

３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和平性超越殖民性。“二元对立”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思维定式，西方创造了“文明—野蛮”的话语范式，认为其入侵落后国家是对“野蛮”的文明开化，实际上是为其殖民行为进行辩护。“资本主义的本质衍生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以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特点———一个惊世骇俗的产物，就是对内严酷剥削和对外强势扩张。”资本主义文明华丽的外衣之下是充满血和肮脏的罪恶，资本原始积累是建立在对内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精英统治”和“自由经济”的结合使资本主义国家成为私人资本对外扩张服务的机器。为了满足资本不断扩展自身的需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原料产地、产品输出产地、资本增值产所，创立由美元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操控世界金融，在巨大的剪刀差中坐享资本红利、技术红利。通过技术垄断和金融垄断使后发国家无法公平竞争而不断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为资本增殖服务。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和平发展、包容互鉴的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起源于中华民族反抗西方入侵的历史现实，是正义的事业、光明的道路。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没有侵略的基因，在历史上相同的时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西方不断移民把原住民当做奴隶进行剥削、压制和奴役，而郑和下西洋传播了中国先进的器物文化、礼仪文化，传播的是和谐与包容，受到西洋各国的欢迎。

４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民性超越资本性。经典现代性把人从封建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理性的法庭面前重新审视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本质，从而将人回归于历史本身。然而，资本现代性将这种解放重新束缚于市民社会，使人再次脱离历史的中心，成为社会发展的附属物。资本主义文明是少数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广大工人阶级处于“物化”状态，精神文明的缺失使劳动者经常陷入茫然境地，人的自由个性被压抑。富人区和贫民窟的界限明显，基础设施、绿化等生活环境的差异不断强化着社会分化，社会公益组织对穷人的接济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更无从谈个人价值的实现，贫富分化差距不断拉大造成社会动荡。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类”属性，真正实现了人类作为历史主体、实践主体、认识主体和价值主体的辩证统一，以其人民性超越了资本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恢复和重建了人的主体地位，不仅以精神文明建设来引领、关注、培育人的思想面貌，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而且将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有机统一起来，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性质、前进方向、未来图景。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根本在于性质之新，在现代化的西方逻辑中，现代文明总是与资本主义文明纠缠在一起，而在现代化的东方逻辑中，现代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发生了历史碰撞，从而从根本上破解了现代化的固化逻辑、既定框架、唯一模式，确立了世界现代化新的起点。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理论可能性、实践必然性和价值合理性标注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光明前景。

１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社会主义道路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深刻的实践逻辑，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道路是一个历史概念，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道路在新时代的具体形态，历史上，中国人民在比较中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对“走俄国人的路”的辩证批判中成功实现“走自己的路”，开创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道路。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态之间有着根本差别，社会主义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可以指社会形态，也可以指价值追求，作为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承载着社会主义价值的实现。而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态是基于一国历史和现实而形成的道路，必然呈现出特殊、个性、特色。“俄国人的路”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形态，“自己的路”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后者实现了对前者的承接与转换，承接的是社会主义性质、方向、价值，转换的是社会主义的发生场域，进而在两者的历史张力中实现了社会主义道路从一般到具体的过渡。列宁曾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关系，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自己的路”是基本前提，就是要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性、主体性、自主性，“走自己的路”也是基本原则，就是无论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历史创造，不是简单套用母版、模板，也不是任何模式的翻版、再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走自己的路”的民族延续和时代创造，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基石。

２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社会主义形态创新。在马克思视野里，未来理想社会实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三大关系的和解。这三大矛盾关系及其运动既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也提出了人类文明所要解决的核心课题。资本主义由于无法突破、克服、超越自身，因而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面只能发挥有限的历史作用，而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尽管其优越性要经过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才能显现出来，但是社会主义本身蕴含着超越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所展现的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元素都预示着共产主义的未来图景。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整体设计、系统擘画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自身纳入到社会发展的整体架构中，原创性地破解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困境，提供了协调和解决三大矛盾关系的中国方案。“五大文明”的中心是“人民”，从整体上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逻辑是人民逻辑，即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逻辑、活力竞相迸发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逻辑、人民精神充足的文化逻辑、公平正义的社会逻辑、环境优美的生态逻辑，促进人与人平等、人与自身矛盾和解、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呈现出生产、生活、生态有机统一。“五大文明”的根基是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人的利益的根本保障，是通往未来理想社会的必然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制度的完善展示的是如何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更好地促进生产力进步，进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不难看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然蕴含着共产主义的某些元素，已然初步构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基础。３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社会主义话语创新。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扬弃了古典经济学的概念、范畴、范式，实现了经济学的“术语革命”，从而实现了从古典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向。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国道路研究的“术语革命”，从根本上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与自身的纵向比较、与其他道路的横向比较中彰显不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的，因而，不同于以往的文明形态，它能够跨越阶级、民族、区域、意识形态等藩篱，成为“类”意义上的新形态，实现从中华民族发展史向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转向。话语创新是对实践创造的反映，中华民族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形成了文明自信。相反，“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我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大货物出口国、最大旅游市场，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伟大创造，展现的是中华民族在强起来阶段的发展逻辑，因此，更加凸显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这必然要求人类文明新形态要站在人类整体利益的立场上，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设计，为世界发展、人类进步贡献中国话语。

马克思曾用“两极相联”来描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２１世纪的今天，马克思的预言成为现实，但不是以革命的形式，而是以文明的形式。中国冲破资本主义文明所创造的“从属”世界体系，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中国走向世界”向“世界走向中国”转变的标识。

１人类文明新形态回答了“文明该往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冷战结束后，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标志，文明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视角、新范式、新维度，这既在事实上契合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在思维上迎合了战后对经济、政治、军事等范式的摒弃。“文明冲突论”是西方思维的产物，一贯用对立思维、战争思维、霸权思维思考国际关系的西方不断设置假想敌，制造自己的对立面，试图通过控制、打压、演变、文化输出等方式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因此，“冲突”是必然结论。但“文明冲突论”至少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世界多元文明正在形成，由西方文明独霸天下的文明图景正在发生改变。“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由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人类文明进入“新轴心”时代，多元文明不是相互隔绝、孤立的状态，而是处于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共同体中，这种存在方式提出了“多元文明何以共存”的时代之问。

人类文明新形态植根于中华文明“和”文化，用中国思维思考文明关系得出的是“文明和谐”的结论。习近平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人类文明本身就是多元文明交互作用的结果，构成世界文明集合体中的各个文明不存在等级划分，任何一个国家基于本国国情而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文明都是平等的。现代文明不存在唯一模式，“普世文明”试图提供世界发展的统一“公式”和“药方”，实际上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用一种文明掩盖、压制多样文明，设置障碍、制造隔阂违背了文明发展规律，事实上，正是文明间的差异才构成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唯有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新图景。

２人类文明新形态回答了“世界该往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中，越是变革的时代，越是矛盾丛生，局势多变，特别是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极大地挑战了自全球化以来人们业已形成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西方从积极主导全球化到以反全球化来自保，世界历史似乎在倒退。“世界的种种裂痕从未像今天这样一览无遗，社会分化、公平缺失、合作乏力、全球治理与领导失灵等问题尤为明显，人们感到社会再造刻不容缓。”西方现代性困境在疫情面前越发凸显，经济复苏乏力、金钱操纵政治、阻断文化交流、社会动荡不安、逃避生态责任，高感染率、高死亡率无法换来有效、有序、有为的国家治理，一直高调宣言人权、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却连人民最基本的生命和健康安全都无法保障。后现代性方案只“破”不“立”，无法将资本主义拖出泥潭，反而走向另一种无序，西方本身矛盾重重，也无法为人类走出困境提供方案。世界危机并不意味着要逆历史潮流而上，历史辩证法中蕴含着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越是变革的时代，越是蕴含着发展的机遇，而是否能够科学认识当今局势，把握发展机遇，决定了世界各国能否在历史发展中掌握主动权，在世界发展的十字路中做出正确选择。人类文明新形态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立足于世界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基本事实，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在实践中，中国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出发，积极拥护全球化，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全球格局，使世界经济在联动、共振中得到更高程度的释放；政治上主张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不以大国压制小国，不以大国利益为核心；文化上秉承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社会发展上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为世界贡献更多的公共产品；生态文明上积极签约《巴黎气候协定》，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等，为回答时代之问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３人类文明新形态回答了“人类该往何处去”的时代之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人的发展理论蕴含着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逻辑。他认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在扬弃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但是由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人类社会存在着两种制度、两种主义、两种价值并存的时代，所以，人类文明演进并不简单地表现为线性逻辑，而是通过两种文明力量此消彼长的斗争，社会主义优势凸显并占据主导最终引领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当今时代，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现代化实现了从“量”到“质”，从“大”到“强”的提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极大地改写世界现代化版图。人类文明新形态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新的历史方位，世界现代化进入社会主义优越性凸显的阶段。

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终结，“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制度的成功，不是在消除西方模式，而是在提升两种制度模式之间相互竞争的水平。”社会主义在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和挑战面前，创造了“中国之治”，给人类发展带来新的希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世界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李大钊曾预言人类必将“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能够升级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自觉地将中国问题和人类面临的共同体问题结合起来，为人类文明的普遍发展贡献了方向和原则，为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危机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而成为世界意义上的人类文明。对发达国家而言，西方经历从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的串联式发展，而中国面临的是三种因素的时空交叉和叠加的并联式发展，因此，西方应对现代化危机的经验可以为中国提供“前车之鉴”，中国经验也对西方突破现代化困境具有借鉴意义。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中的新兴国家异军突起，经济增长迅速，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历史性变革’，推动了发展中国家构建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斗争态势的演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壮大，不断与发达国家持平甚至呈现出超越趋势，这意味着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格局不再能适应世界现代化发展。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使全球治理更能反映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进而从根本上扭转自近代以来形成的世界格局，人类文明新形态将预示着人类文明的光明前景。